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当务
[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建成，成为培养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同步关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个性发展的需要，必须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研究、制定、完善职业教育体系。身处两个大局，面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应继续紧密联系国家对未来发展的整体部署，承接历史使命并付诸行动，做实当务。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跨界”教育；实体经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
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在助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为各行各业累计培养输送2亿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社会公平的润滑剂，更是个性发展的动力源。职业既是个体融入社会的载体，又是个体生涯发展的媒介，更是个体张扬个性的平台。因此，职业教育承担着满足经济发展和个性发展需要的“双重性”责任。
一、现状：成就斐然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其基本表征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教育结构。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得以统筹发展，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相互沟通衔接，中职教育基础性作用得以强化，专科高职教育主体地位得以保持，高层次职业教育得以拓展，中职、高职和本科逐步贯通，初步构建了人才培养和成长的“立交桥”。
二是实现了供需适配的教育规模。全国现有1400多所高职院校、约1万所中职学校，开设了近千个专业、近10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为世界唯一具有所有工业门类的中国经济建立了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具备了为这一工业体系大规模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能力。
三是显现了日益提高的教育质量。中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保持了较高水平。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职业院校毕业生已经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不可替代的生力军。
总的来说，其具体成就体现为：[1]
一是教育教学得到学生认可。学生基础能力素质和综合素质有所提升。学校重视培育工匠精神，“赛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效果显现，在国际技能大赛中获奖明显增多。毕业生就业单位类型多元，就业单位行业分布广泛。从就业质量来看，2019年，毕业生就业率及专业对口就业率基本稳定，分别保持在90%左右和70%以上。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有所增长，毕业生就业满意率保持在90%以上。从创业情况看，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为2%左右。
二是社会满意程度大幅提升。职业教育立足区域经济发展，为社会输送大批技能人才。中职毕业生的雇主用工满意度大幅提升，高职院校将近60%的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超过1/4的毕业生选择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就业，66%的毕业生在中小微企业就职。高职院校在2019年共扩招116万人，百万扩招如期顺利完成，为社会劳动力存量的文化提升作出贡献，也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积蓄了更多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三是服务国家需求功能显著。职业院校依托创新平台大力研发科技成果，积极开展技术转化服务，各项成果和技术服务均有新的突破，480个协同创新中心获得了教育部认定。职业院校依托人才和资源优势，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培训，为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军民融合、“东西协作”等重大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为普通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培训基地。
与此同时，从学生与雇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社会捐赠日益多元、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和国（境）外认可标准大幅增加等方面也可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不断提高。
二、历程：行稳致远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一以贯之的持续渐进的实践和矢志不渝的探索，更归功于国家近年来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对近年来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行梳理，可将其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建设起步。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2]《纲要》的这段话，是在起步阶段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全面阐释，涵盖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三大要务：经济发展的需求性、终身学习的开放性、职业教育的系统性。
第二阶段：建设提速。2013年11月12日，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深改组决定》），其中第42条再次指出，要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3]《深改组决定》是在提速阶段，对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之重点的强调，即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第三阶段：建设深化。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国务院决定》）重申，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4]《国务院决定》在深化阶段，首次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定位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第四阶段：建设延展。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加强系统谋划，注重与《纲要》等做好衔接。[5]《意见》是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一步发展的连续性进行的解读，指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不是重新开始，而是在已有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做好统筹谋划，做好衔接工作。
第五阶段：建设创新。2017年9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国家对为中国经济培养亟需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所表达的最为明确的期盼，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总体指导思想的历史背景下国家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所做的一个综合性、整体性布局。
基于此，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充分肯定并升华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验和模式，鲜明指出并拓宽了各类教育产教融合的路径和办法，前瞻性地设计并预置了教育发展产教融合的制度和空间。2018年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在宏观层面要破解“两张皮”：校企合作的教育活动要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在中观层面要实现“双主体”：校企合作的教育实施要坚持以协同育人为导向；在微观层面要摒弃“二元论”：校企合作的教育内容要坚持以知识应用为导向。
更为重要的是，2019年2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要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并且强调没有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
因循这一历史沿革，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职业教育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指示，是方向性的纲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产教融合的意见，是路径性的指引；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校企合作的办法，是操作性的措施；国务院关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则是体系性的规划。从2010年的《纲要》到2019年的《方案》，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轨迹昭示世人：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始终是在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中前行。
纵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这一全过程，具有明显的逻辑性，这充分表明在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之后，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已经逻辑地完成了“起步-功能”“提速-导航”“深化-目标”“延展-策略”“创新-方案”各阶段定位的任务，框架业已初步形成，且已初见成效。
三、探索：循之有道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必须把握职业教育自身的规律，以期革故鼎新，高屋建瓴。早在2014年6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所作重要指示中，就已鲜明指出了职业教育的基本定位及顶层设计的思想——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6]这表明，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学校职业教育以及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职业培训，都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职业人才的不可分割、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关键词：跨界、整合、重构。[7]
所谓跨界，强调企业与学校联姻的合作跨界，是职业教育协同育人的结构形式和办学格局。因此，从一元结构走向跨界的双元结构的办学格局，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一个特征。
所谓整合，强调产业与教育链接的需求整合，是职业教育生存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因此，从单一需求走向整合的双重需求的社会价值，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二个特征。
所谓重构，强调共性与个性并蓄的框架重构，是职业教育制度创新的设计方法和逻辑工具。因此，从单维思维走向辩证的多维思维的逻辑工具，是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第三个特征。
在这里，跨界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最重要的区别，是整合与重构的前提条件。因为一般来说，与只有学校这样一个学习地点的普通教育不同，作为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至少有两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因此，无论外延还是内涵，职业教育已经跨越了传统的普通教育范畴：其一，跨越了企业与学校的界域，故必须关注企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融合；其二，跨越了工作与学习的藩篱，故必须关注工作规律与学习规律的融合；其三，跨越了职业与教育的分割，故必须关注职业及职业成长规律与教育及教育认知规律的融合。这就是说，跨越了企业和学校、工作与学习、职业与教育，职业教育也就跨越了经济界与教育界两大领域。这充分说明，职业教育是一个“跨界”的教育。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9]这段话实际上论及了职业教育的四对跨界要素，即生产与教育、学校与企业、工作与学习、知识与行动。这“跨界四要素”，正是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的特殊规律，是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理论依据。
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的体制与机制建设，也必须同时遵循经济（产业）与教育（事业）、职业（就业）与教育（供给）、职业成长与教育认知的跨界整合规律。所以，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同步关注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个性发展的需要，这不是某一部门单独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涉及经济发展、教育培训、社会稳定、劳动就业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行业、企业、青年、妇女、工会等多个社会机构的一件国家大事。所以，必须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研究、制定完成完善体系这一任务的具体有效措施。
鉴于此，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就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学校，跳出知识看知识，也必须跳出培训看培训，跳出企业看企业，跳出技能看技能，树立系统集成的思想。
四、当务：使命担当
面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国家提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家经济的发展，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应继续紧密联系国家对未来发展的整体部署，承接历史使命并付诸行动，做实当务。
职业教育要从当下着手，从眼前着手，从践行着手，为我国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的实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笔者认为，助推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助兴“一带一路”，是职业教育的三个当务之急。[10]
（一）职业教育在实体经济领域里不能缺位
要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1]的战略抉择，按照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人才需求，开展职业教育改革。
一是职业教育要坚持脱虚向实，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职业教育始终要把为实体经济发展培养职业人才放在首位。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尽管以金融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服务与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但应该明确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12]所以必须根据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职业教育。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是简单地打压虚拟经济，而是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要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协调发展。[13]因此，职业教育的学校和专业布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做到实体与虚拟结合。
二是职业教育要坚持就业创业，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要始终把就业目标放在学校办学的首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14]所以，促进就业、服务发展，是职业教育必须把握的大方向，如此才能有实现中国梦的稳定社会环境。职业教育促进就业有三层目标：第一层为毕业后及时就业，这是一个“有职业”的最低目标，也是一个基础性目标。第二层为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15]这是一个“好职业”的目标。第三层要通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16]这是一个不仅自己就业而且能创造就业位置的更高目标。但创业要充分考虑资金、条件和风险。因此，职业教育应在开展职业倾向测试的基础上做好职业指导，要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做到就业与创业结合。
三是职业教育要坚持力学笃行，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职业教育始终要把知识在职业中的应用而非存储放在首位。知识只有在结构化的情况下才能传递。普通教育学科体系的仓储堆栈结构，是一种基于知识存储的量化结构，而职业教育行动体系的工作过程结构，是一种基于知识应用的质性结构。工作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应用知识的结构，但若只是照搬客观存在的工作过程，有可能使人成为一种工具。工作系统化课程的逻辑，在于以工作过程作为积分路径，从应用性、人本性和操作性三个维度，将学习对象、先有知识与学习过程在工作过程中予以集成。[17]此时传统的学科知识结构并未被摒弃，而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在比较、迁移和内化的学习中，使传统的知识结构仍得以生成，从而构建起相应的知识体系。因此，职业教育的课程、教材和教育教学，要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做到应用与存储结合。
（二）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领域里不能缺位
职业教育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开展行动，[18]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是精准的职业教育需求与精准的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针对性问题。作为人力资源供给侧的职业教育振兴供给，应建立在既要找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又要找准个体能力的发展需求，亦即精准集成的职业教育需求基础之上。例如，应提供相应的接地气、易操作、受欢迎的职业教育振兴供给措施。如此，才有利于化解职业教育的应然与实然，以及切实需求与有效供给之间的失配问题。
二是精准的职业教育振兴与精准的经济振兴举措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协同性问题。作为提供必不可少的输血功能的经济振兴，还必须与提供不可或缺的具有造血功能的职业教育振兴相结合，使得“硬振兴”，即资金设备物质的增量，与“软振兴”，即人才培养培训的增量结合。例如，将不同渠道的振兴基金与职业教育基金予以捆绑使用。如此，才有利于充分发挥两类振兴基金相辅相成的叠加效应。
三是精准的短期职业教育项目与精准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这涉及职业教育振兴的有效性问题。作为国策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振兴，既要精准选择旨在见效快的短期职业培训项目，又要精准制订基于终身学习需要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例如，既要根据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亟需提供短平快的培训，也要同步做好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储备。如此，才有利于防止因教返贫，形成振兴与致富递进式的良性机制。
（三）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能缺位
职业教育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可以概括为五大模式。
一是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的模式。这是结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程项目，与当地企业或教育机构开展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职业培训为主。依托项目走出去是一种目前经常采用的模式。例如，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印尼职业学校合作开办上汽通用五菱教育培训基地；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配合中泰高铁项目与泰国班普职业学院联合培养专业人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中航国际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签约走出去项目, 等等。
二是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的模式。这是由非政府组织通过非营利的或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形式组建的职业教育联盟走出去模式。借助联盟走出去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如由香港红狮国际教育集团发起、30家海外职教院校加盟、保集集团共同参与的“红狮教育‘一带一路’国际职业教育联盟”，由中国、德国、以色列、印尼等10多个国家职业教育组织和企业在西安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的开放性、国际化职业教育合作平台——“一带一路”职教联盟，等等。
三是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的模式。这是通过中国政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相关人文交流协议框架下走出去的职业教育模式。借助协议走出去是一种信用度较高的模式。例如，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倡议在“教育交流周”框架下，建立30家“中国-东盟职业培训中心”，并成立了“中国-东盟职教合作联盟”，以及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及国内8所相关领域高职院校在赞比亚开设办学项目，[19]等等。
四是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的模式。这是依据职业教育的国家或院校专业及课程标准、行业企业的资格标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部门、教育或培训机构合作举办学校职业教育或培训的模式，是一种最有前途的模式。例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在埃塞俄比亚援建“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学院、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与英国奇切斯特大学合办的鲁班工坊，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赞比亚开设鲁班学院，等等。
五是立足国内教育走出去的模式。这是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或管理者到中国学习，并由其将中国职业教育带出去的模式，是一种强化相互学习的命运共同体模式。例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结合义乌为世界小商品集散地特点，采用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和课程标准，接受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42个国家1100名留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九分之一。又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宁波市教育局合作建立“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已培训来自95个发展中国家的职业教育管理人员，等等。
在“十四五”开局的重要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一定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技能支撑。